桓齮

秦始皇十年（前237年），桓齮被拜为将军，秦始皇十一年（前236年），桓齮与王翦和杨端和攻赵邺，一开始没能攻取邺，而是攻取了其他九城。王翦接着进攻阏与、橑杨，未攻下。于是，三支部队合并，由王翦统领。过了18天，王翦带军回秦国。紧接着，秦国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，王翦再次带军攻赵，取邺、安阳后，由桓齮统领，驻扎在这里。

赵王迁二年(前234年)，秦国大将桓齮攻取赵的平阳(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东南)、武城(今山东省武城西)，赵将扈辄率兵赴救，兵败被杀于武遂，赵军10万被斩首。

秦始皇十四年，也就是赵王迁三年(前233年)，桓齮从上党越太行山进攻赵的赤丽、宜安(石家庄东南)，与赵将李牧战于肥下(宜安东北)，为李牧所败，秦军撤退。公元前229年，桓齮跟随王翦攻赵，桓齮战败被赵将李牧击杀。

桓齮畏罪逃至燕国的说法毫无根据(《战国策》说是战败被杀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记载“秦师败绩，桓齮奔还”。现代人杨宽的《战国史》认为桓齮就是樊於期，秦王政大怒，曾悬赏“购将军首金千斤，邑万家”，但杨宽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，毫无根据）。

公元前228年，秦扫平六国之势已不可阻拦，继率军攻克邯郸，王翦又进兵北略地至燕国南界。燕太子丹大为恐慌，急令荆轲入关刺秦。易水边上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慷慨悲凉，遂不顾而去……

荆轲此番谋秦，是以请求“举国为内臣”为名，带着樊於期头函和燕督亢之地图做为信物。樊於期原为秦将，因得罪于秦王，“父母宗族皆为戮没”，逃亡至燕投奔太子丹，“秦王购之金千斤，邑万家”。如此高价悬赏，似乎应该是个具相当分量的角色，然而之前却没有见其行事记载，于是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就是另一个秦将桓齮，音同而通假，必是燕人口音有所变异而见诸史册为不同，但这种说法毫无根据，完全是无中生有。

的确，桓齮的记载要来得详细许多，最早见于吕不韦免相国的秦王政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，桓齮为将军，随后屡次率军出征，战功卓著。十一年，与王翦、杨端和将秦军攻邺，一开始没攻下邺，攻下了赵的其他九城。王翦带军第2次攻赵攻下邺和安阳后，秦军交给桓齮统领。十三年，桓齮攻赵平阳、武城，杀赵将扈辄，斩首十万，十月，桓齮攻赵。十四年，桓齮攻赵赤丽、宜安。赵国乃命李牧为大将军，率师与战肥下，“大破秦军，走秦将桓齮”。正因此败，就有桓齮畏罪奔燕的说法。

现代人杨宽持这一看法，认为《秦始皇本纪》详载屡次出战秦将姓名，独不见有樊於期，而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败走，正与燕太子丹的十五年由秦归国在时间上恰好相当。且此后再不见桓齮为秦将事，所谓“走”当是大败后畏罪逃走。

自然，也有不少反对这种看法，司马光在记载此战事用“复战于宜安、肥下，秦师败绩，桓齮奔还”，看来也是不认同这种看法。仔细分析，的确是存在着许多疑点。

在桓齮战败一事上，史料的记载存在着纷杂抵触的问题。据《秦始皇本纪》“十四年，攻赵军于平阳，取宜安，破之，杀其将军。桓齮定平阳、武城”，似乎应该是桓齮大胜；然而《李牧列传》则是“击秦军于宜安，大破秦军，走秦将桓齮”，又是李牧大胜的局面，《赵世家》也有类似的记载。许多支持桓齮战败逃亡看法，就简单地以二比一的形式，取后者而舍前者。

但是，如果考虑战场形势和地理因素，这两者的记载并不矛盾。上述战役可能并非一战，而是三战，或者说是一个战役的三个阶段，桓齮两胜而一败，具体战役经过是：秦军取攻势，桓齮从上党越大行山进攻赵的赤丽、宜安(石家庄东南)，获得胜利，并杀了一个赵将；随后赵派大将军李牧率边兵进行反攻，破秦军于肥下；桓齮引兵转而南向攻取平阳、武城(邯郸以南)。

当时邯郸地区尚在赵的控制中，漳水一线也筑有赵国长城，桓齮要考虑到李牧的追击，绝不敢引败军直线穿越赵都，只能先退回上党地区，再绕道从南取平阳、武城，这段时间不可能很短，且其败后还能再攻，有可能损失也不是很大，著名学者王蘧常就认为《赵世家》记载的“李牧率师与战肥下，却之”在程度上较为可信。

就算排除宜安、肥下为两次战斗的可能，从随后“桓齮定平阳、武城”也可看出其败后再战。《通鉴》在此的处理是将肥下之战和十三年的“十月，桓齮伐赵”连在一起说，“复战于宜安、肥下，秦师败绩，桓齮奔还。十四年，桓齮伐赵，取宜安、平阳、武城”，认为这是上年十月出师的结果，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。

正是有了桓齮畏罪出逃的先入为主，因而视《战国策》的“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李牧数破走秦军，杀秦将桓齮”而不顾，虽然《史记》和《通鉴》在记载十八年秦围攻赵时，简单的用“御之”二字，没有详细的战役经过和结果，但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桓齮依旧活着。贸然否定此记载，却又说此后再无桓齮为秦将事，实际上就是以果论因。

燕太子丹在始皇十五年自秦逃归，按《刺客列传》记叙，正是由于樊于期前来投奔，鞠武谏阻别因此而被秦王牵怒，应让其入匈奴而灭口，太子丹不从，并令鞠武更图他策，鞠武便推荐田光智深而勇沈，再由田光自杀而激荆轲见太子丹。整件事一环扣紧一环，如果樊于期奔燕是在十五年左右，似乎荆轲与太子丹见面时间也应于此。

然而，初次见面时太子丹对荆轲阐明形势的危急，提到“今秦已虏韩王，尽纳其地。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；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，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。赵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，入臣则祸至燕”。这分明就是十七年韩亡之后，十八年秦大举兴兵，“王翦将上地，下井陉，端和将河内，羌瘣□□。伐赵，端和围邯郸城”的三路伐赵。如果不是《史记》的记载经过艺术加工，把几件看似互不牵扯、时间间隔很长的事联系在一起说，那么樊于期投奔太子丹应该在十七八年间，这在时间上就和桓齮战败存在着起码三年的差距。

当然，如果中间有其他情况发生，比如象王稽的被谗，桓齮逃亡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以现存的史料和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，只能认定桓齮与樊於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

历史考证是在遵循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断的，归纳起来，认为同一个人的理由大致分两个方面：“一是对樊於期来说，之前没有他的记载，而名字发音又如此相近；二是对桓齮来说，战败时间恰好吻合，且此后再无桓齮为秦将事。”

但是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先秦史料本身就十分短缺，加之太史公以春秋笔法叙事，记载非常简约，许多重要人物也不过只言片语，所谓“秦将樊於期”可能只是秦众多将军中的一员，失其行事记载十分正常，象桓齮首次登场也已经是将军，而白起更是以左庶长身份亮相（《后汉书·百官制》引刘劭《爵制》：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，从九卿，为秦二十级军功爵之第十级），也一样都没有他们之前的相关记载。至于秦王高价悬赏，并不表示樊于期的地位就有多高，只能说明樊於期得罪秦王的严重性，以及秦王对事态的重视程度（象《东周列国志》所描写的参与长安君叛变就是一种可能）。始皇二十九年的博浪沙遇刺，悍然令天下大索十天，也可以作为其行事的参照。

虽然有田忌或作田期、田臣恩，荆轲由庆卿而被燕人称为荆卿等例子，以证明战国时期存在着发音问题，但逻辑上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且历史巧合比比皆是，甚至还存在许多同名同姓。比如秦国就有两个杜挚，一为孝公时反对商鞅变法，另一则是作为王稽副手，围攻邯郸十七月不下，受谗而一同被诛，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。而三国时期的两个马忠，北魏宗室的两个元弼，道理也是一样的。

而从樊於期的慷慨自杀，以头颅相托荆轲，可见其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，要说是因惧罪出逃而导致父母宗族被诛似不可能，除非其罪恶太深，不论逃与不逃，都要被族诛，秦始皇的恨不得食其肉，也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秦法虽然苛刻，但对战败却少有治罪的记载，顶多不过免职，更别说到族诛的地步。这种情况前有王陵、王龁趁长平余威围攻邯郸而受挫，结果是王陵被替换，王龁继续为将。后有李信、蒙恬这两个年轻将领带二十万大军攻楚而大败，李信、蒙恬之后也一样得以带领秦军攻齐。相反地，秦法对叛逃则是收其三族（举荐者也是，“任人而所人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”，但范雎也法外开恩），对于这些桓齮应该十分清楚，若说他因战败畏罪出奔，并导致族诛，实在过于勉强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

十年，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。桓齮为将军。十一年，王翦、桓齮、杨端和攻邺，取九城。王翦攻阏与、橑杨，皆并为一军。翦将。十八日，军归。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，取邺、安阳。桓齮将。

十三年，桓齮攻赵平阳，杀赵将扈辄，斩首十万。王之河南。正月，彗星见东方。十月，桓齮攻赵。十四年，攻赵军于平阳，取宜安，破之，杀其将军。桓齮定平阳、武城。

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

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李牧数破走秦军，杀秦将桓齮。

《资治通鉴》

始皇帝

十一年，将军王翦、桓齮、杨端和伐赵，攻邺，取九城。王翦攻阏与、轑阳，桓齮取邺、安阳。

十三年，桓齮伐赵，败赵将扈輙于平阳，斩首十万，杀扈輙。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复战于宜安、肥下，秦师败绩，桓齮奔还。赵封李牧为武安君。

十四年，桓齮伐赵，取宜安、平阳、武/div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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